开栏的话：很多年前，生活节奏没有这么快，我们期待周末，可以在晨曦、在黄昏，约上好友，畅聊人生。当然，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时间分分秒秒记录着你我他，或艰辛，或悲伤，或迷茫，却从不停下向希望前进的步伐。
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今天开始，我们努力勾勒出《周末对话》，为了让你触碰不一样的生活，也能看到一样的自己。
——希望我的脚步再快一点、时间走得再慢一点，这样就能为敦煌学留下的东西更多一点。
郑炳林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的敦煌学者。
原以为同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学者对话会很严肃。
但看见记者架起的摄影机他会说：“一看到这些‘长枪短炮’就紧张，前几天去央视录节目时，我悄悄数了一下能看见的就有9个。”
当我们提出想跟他合张影时，他会笑着跟学生说，“等会把我拍好看一点！”
当问起除工作外还喜欢做什么时，他会脱口而出，“喝酒，吹牛。”
当聊起下一步工作时，他会收起轻松，有一点怅然。
郑炳林今年68岁了，却依然有许多想去做的事：把出版不久的《敦煌通史》再修订、《敦煌碑铭赞辑释》出第三版、写《凉州通史》，还想写一本《汉唐敦煌史研究》……
他说，“如果可以，希望我的脚步再快一点，时间走得再慢一点，这样就能为敦煌学留下的东西多一点。”
新甘肃客户端：1978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当时是不是最优的选择？
郑柄林：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的机会还是挺多的，不一定非得搞学术研究。上大学期间，学校历史系有了研究、发展、建设敦煌学的想法，师资队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毕业前夕，历史系总支副书记张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研究敦煌学？”
我出生在陕西黄陵，作为农民的儿子，那个年代，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到了兰州，最大愿望就是吃饱肚子。上了大学以后，最高目标就是当个教师，这样就能拿到国家的工资。能在兰州大学当老师，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期望值。
领导还跟我说，回去再想想，我说这不用考虑，没啥好犹豫的。
新甘肃客户端：和作出选择相比，安心留下作研究可能更难。
郑柄林：当时我们的老师有个观点就是留校时不选择学习成绩前十名的学生，最好留学习成绩中间的学生。我问他这是为啥，他说，留不住。可能我成绩不够突出，大家觉得我不会“跑”，事实上，我一呆就是40多年。
回头再看，上世纪80年代，咱们国家敦煌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就看谁能坚持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会有人不理解、会孤独，后来有一个阶段我也在思考，能接纳你想法的学校，就是最适合你的学校。再加上多年搞敦煌学，感觉只有在兰大才适合我的专业，离开兰大就做不出现在的成绩。其后，我就开始想怎么把学科建设得更好，怎么把所里的敦煌学博士授权点申报下来。
新甘肃客户端：大家都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图书馆是您“背回来的”，现在看来，这是坚持的成果。
郑炳林：的确。看一个学科的建设怎么样，主要看有多少藏书。图书资料对于文科来说，就相当于实验室的存在。1982年留校半年后，我受系上委派去北京的书店找着买书，我记得当时花了1万块钱买了至少一两万册书。我把书装箱上了火车，顺便还买了烧鸡和两瓶酒，边吃边喝回到兰州。
后来，买书成为我的习惯。当时所里资金紧张，在外地购买图书嫌邮寄麻烦，基本上都是背回兰州的，行李箱都不知道用坏了几个。1998年博士点设立后，得到教育部关注，给所里的项目启动经费，几乎一半也都用来买书了。
那会，有人跟我讲，文科有一台电脑就行了，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纸质书干嘛。随着图书资料越来越多，兰州大学不仅成为国内较早拥有各国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纸版图书的单位，也成为国内外屈指可数的信息资料中心。看到这些，反对的声音渐渐小了，再没听过买书“无用论”了。
目前，我们研究所有12万册关于敦煌学的书，而我家里为自己购买的书也有57架呢。买书是会上瘾的，现在我也还在买书，有时间刷视频看到网上推送的书，觉得合适我就立即发给书店老板。我算了一下，自己买书花了超过100万元，这笔钱在兰州差不多能买套房子。
新甘肃客户端：您前面提到设立博士点，据说当时一波三折。
郑炳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1988年、1990年，我们就开始申请建设博士点，打了申请，17个评委我们零票，特别惨。1993年，我们又开始申请，这一次17个人得了一票，那也很惨。经过尝试，我知道了申请博士点的短板在哪里，1995年又开始申请，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结果这一年历史学科只设立一个博士点，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又失去了一次机会，没关系，我们再把它拿回来，你看就像打不死的吴琼花还活在人间（京剧《红色娘子军》唱词）。我们屡败屡战，永不放弃。1998年，成功拿下博士点，1999年首批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
新甘肃客户端：2023年8月，您主编的《敦煌通史》（七卷本）出版，这是敦煌学界第一部关于敦煌两千年的通史。当初为什么会想到编撰这样一部巨大体量的书籍？
郑炳林：2007年，我在北京参加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林甘泉先生提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能否组织完成一部《敦煌通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虽然当时学界有部分叙述敦煌历史的小册子，但都不足以呈现敦煌完整的2000多年历史，我也在想为什么不做一部完整的书呢？
敦煌区域的历史研究多依赖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时间集中在唐宋时期，特别是晚唐五代宋初时期。由于文献缺乏，两汉、魏晋北朝、隋及唐前期、西夏、元明清时期的敦煌历史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根据研究现状，我将敦煌历史划分为两汉、魏晋北朝、隋至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西夏元明清七个阶段，分七卷撰写。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想要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我们组成了10余人编撰团队，其中很多人如今都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史学研究工作者。其实，这套书出版的时间节点也很特殊，2023年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我就想赶在四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前把书出版。我就一直盯着出版社没日没夜地赶，第二天就要开会，我在前一天晚上等到凌晨两点，终于书送到了研究所一楼。
新甘肃客户端：这套书截稿时，您是什么心情？
郑炳林：如释重负。没想到的是，这本书竟然卖得还挺好，现在都开始二次印刷了。今年1月4日，《敦煌通史》还入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五周年重大成果”。
新甘肃客户端：“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郑炳林：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后，中国学术界与外国学术界同时起步，后来慢慢拉开了距离。“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种表述其实是对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刺激，激励了大家一定要进行赶超。在这种心理驱使下，1983年，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学研究从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状态。41年过去了，我们敦煌学的研究已经实现了赶超。赶超之后，大家的心态就逐渐开始自信了。现在我们既要让敦煌学回归，又要把敦煌学推出去，让敦煌学变成世界的敦煌学，人类的敦煌学。
新甘肃客户端：随着敦煌文化、敦煌学的不断发展，文旅对于敦煌的热度日渐浓厚，越来越多的人想去敦煌、看看敦煌，对于研究敦煌学的学者而言，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郑炳林：越来越多人去敦煌这是一件好事，越关注发展就越快。但大部分游客都不是做相关研究的，只能走马观花去看。这就需要我们搞研究的把莫高窟的历史内涵讲出来，这样游客才不会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前段时间，我去参加央视举办的大型文化节目《简牍探中华》第六期，镜头对准了甘肃省敦煌市出土的悬泉汉简。这种创新表现形式就很好，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汉代邮驿，揭开两汉丝绸之路的层层面纱。
新甘肃客户端：跟您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做您的学生一定非常轻松。
郑炳林：我现在还带着本科生选修课，他们的课要好好讲，你讲不好，不管你是多厉害的人，他们说不听就不听，说走就走。你别看我对你们很客气，其实我对我的博士生特别严格，尤其在论文把关方面，一定不能出错，出错会影响他们学术生涯的。我要保证，只要我一天在这个岗位上，他们就不能出一篇错误论文。在学校里栽跟头有人原谅你，出社会栽跟头，那就没人原谅你了。所以，有些学生一看见我就低下头偷偷绕着走。
他们毕业后还会问我知不知道都避开我走，我怎么会不知道？
话说回来，对他们严格也是对他们负责，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敦煌学后续该怎么发展，另一个就是担心他们毕不了业。有时候好不容易毕业了，我还担心他们变得懒散，躺平不干了。去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周年研讨会上，我把毕业的80多个博士都叫回来开了个座谈会，不让他们躺平，让他们继续研究。
新甘肃客户端：很多人也会好奇，学者在研究之外，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的？
郑炳林：生活中，我也和大家一样，会刷视频、看微信、发朋友圈，比如有一瓶好酒我就会立刻叫朋友一起来喝，一起吹牛。我对学生严格不意味着我不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你心态都年轻了，脑子也会一直保持接受新鲜事物的状态。
新甘肃客户端：最后再说回敦煌学，您今后想保持什么样的状态？
郑炳林：历史研究是枯燥的、寂寞的，长时间不出成果会气馁，当一个问题解决的时候，甚至一个字突然释读出来了，你会高兴得恨不得跳起来。敦煌学做到现在不容易，我年纪大了，脑子长时间不用就会有忘性，有时间我就去看书，去和学生一起搞研究，我要让脑子时刻保持研究的状态。等到我干不动了，就交给学生去做，哪怕有一个人在坚持干，敦煌学就会一直存在并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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