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目标是建设成敦煌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地。如何培养出一流的研究人才，我结合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生培养工作谈一点体会。研究生培养有三要素，即研究环境营造、研究生的质量和教师，三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就是统一管理。总结起来就是三位一体。
营造一流研究环境，才能培养一流人才，这对一个培养单位整体人才培养计划来说几乎无可争议。一流研究环境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一流的硬件建设和一流的学术氛围：
第一是硬件建设，对文科特别是敦煌学来说，就是资料建设，只有拥有一流的资料，才有一流的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资料筹建过程持续时间很长。1982年我留校就被派往北京购买资料，当时兰州大学敦煌学才起步，既缺人更缺资料，半年购买共拥有1万多册图书。1998年获得敦煌学博士授权点，得到学校振兴教育行动计划经费40万；1999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后，得到50万，研究所将其全部用于资料购买，大约购买130万的资料。2003年得到“985”第一期建设经费800万的支持，其中500万用于购置资料；２０08年得到“985”第二批800万支持，其中300万用于资料购置。经过多年连续不断资料购置，到目前为止，敦煌学研究所用于资料购置经费1200万左右，购买资料大约12万册。
资料购置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工作，资料必须走在研究的前面、必须超前。今天购买的资料范围，要考虑10年之后学科发展的动向，为十年之后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基础工作。购买资料不要光考虑目前的阅读量和研究热点，更多的是考虑今后很长时间学术研究的热点和研究需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我到国外很多大学，我最爱的看点是图书馆和专业资料室，当我参观了他们的书库和拥有的资料水平，基本上就可以评估出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的水平。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他们拥有的图书总量与我们学校拥有图书总量相比，就能看出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的学术差距。给我们启发最大的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个所建立至今100多年，一百年中不间断的资料购买，使他们拥有一流的资料，奠定了他们在东亚研究方面的地位。全世界研究东亚的一流学者以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为豪，因为他们不仅有一流学者，更有全世界一流的资料。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虽然从1982年开始购置资料，但中间将近有20年的停滞，真正有计划坚持不断的购买资料是1998年之后开始的。在购买资料初期，想尽了各种办法。我去台湾交流，回来箱子里装的都是购买的书，在京都大学交流半个月，购买了三十多万的资料，跑遍了京都相关主要书店。研究所目前在敦煌西域方面的中文资料基本齐全，港台和日文资料基本上能够满足，最缺乏的是西文资料。拥有一流的资料以后，就为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建成国内外一流水平奠定了基础，自然而然就会培养出一流的人才。目前的图书资料基本上能够满足需要，基本具备一流的研究条件，我们的目标是中文资料达到15万册，西文、日文资料达到3-5万册。
第二是研究氛围营造。有了一流的资料就需要人去使用，让学生处于一种刻苦的研究氛围中，内心始终都有一些压力，以克服懒惰混日子的态度。这就是常说的软实力培养，应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有些博士生认为只要年长的导师发话，研究所就不能不同意他们答辩，尽管他们论文写得不怎么样，如果不同意就是研究所针对其导师有意见，这种现象让人很头疼。于是我们将老师与同学分开，即对学生论文水平评判不考虑其导师因素，一把尺子对待每个学生，只要论文不行就推迟一年毕业，包括我自己的学生。而且在学校送审三篇的基础上，增加送审两篇。要培养学生深入研究的观念，论文写不好就不能毕业。研究所资料服务人才培养，几乎是每周全天开放，只要你肯来，资料室每个角落的资料你都可以翻阅。另外给学生配备专门的研究空间，我经常在研究所从事研究，不论谁的学生可以随时向我请教问题，只要我的办公室门开着随时可以进来。我有个特点，就是1分钟之内转换角色，上一分钟还在交谈工作，下一分钟就进入研究状态，同学生讨论也是一样。我在任职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期间，几乎没有在院长办公室待过，多数是在研究所的房间边研究边处理事务。另外只要有闲暇时间，我都去学生学习的地方转转，掌握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动态，常来的学生基本正常毕业没问题，经常见不到的就要提高警惕。要让学生心中有个印象，就是老师这样大年龄了还在研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偷懒。
人才培养的关键，说到底是要招到好的培养对象，没有研究能力、不具备勤奋的研究态度，老师花费再大的精力也白搭。就像农民种庄稼，地很肥沃、风调雨顺，但是种子质量欠佳。博士生的智商未必是最高的，但是必须是最努力、最勤奋的。我们通过各种形式招生目的就是一个，想办法招收到一流的学生。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实际上招到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三分之一、良好的三分之一、合格的三分之一。而老师的任务就是紧盯后面的三分之一，让他们提升到良好水平，使他们能都顺利毕业；然后加大力度培养那些优秀的，使他们为敦煌学学科争光。毕竟老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将有限的精力分散投入到无限的没有终点的学生培养中，不抓住重点就很难见效。我一般是这样做的，因人施教、因人制定培养计划。敦煌学专业的博士生专业背景来源很复杂，包括历史、文学文字学、宗教学等，还包括考古、艺术、胡语文献研究等，针对这些学生选择不同的选题和制定不同的研究计划。首先自己需要对他们将要研究的课题进行评估，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动态之后，迅速退出来让学生全盘开展，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紧盯不放，直至学生完成研究。我通过二十多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发现一个问题，出彩的学生往往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不是那些通过保研招收的学生，这些学生进校前没有经过艰难的考试过程，往往不珍惜。相反的是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考试磨难考上来的学生更愿意吃苦，只要布置的研究任务都会完成，再进入博士生培养阶段就会很顺利。因此什么是最好的学生，智商未必是最高的，但必须是最努力的。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沙武田，目前是陕西师范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图书馆馆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教授博导，我觉得是目前研究佛教艺术最有前途的专家。他在入校前将敦煌石窟调查了一遍，进校后硕博连读，又进站博士后，2008年出站时，博士学位论文和出站报告都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一下子进入学术界的前沿，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性人物。另外一个是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军，他是从河北师范大学考入学校的，2010年硕博连读毕业，从事晚唐归义军史研究，现在是唐史学界中青年学术新秀。他们都不是“985”“211”学校毕业，但他们是最努力的。从1998年到2022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毕业博士生160多人，现在担任教授职务的50多人，副教授70多人，博士生导师20多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20多人。
导师队伍的建设也是研究生培养的三要素之一，是研究生培养成败关键。导师是学生成长的指路人，一个合格的导师会给学生一片新的天地，而一个不合格的导师会将学生带入深渊。一个合格的导师必须具备自身研究的领先水平和宽阔的学术视野。研究水平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规划性，我们很多导师几乎没有研究规划，或者只有自己的研究规划而没有专业的规划。我多年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规划和博士生培养结合起来。2000年我完成《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归义军史研究》课题，有3篇博士论文产生于这个课题，其中2篇入选国家优博和优博提名。2010年前后我计划完成《敦煌通史》，4篇博士论文就产生于这个研究计划，其中两篇入选省级优博；2016年我计划从事《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这个计划获得了一个国家重点项目和一个国家重大项目的支持，有3篇博士论文产生于这个研究计划。将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同导师的研究计划结合起来，很容易培养出优秀的博士毕业生。
导师还要善于发现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并持之以恒培养，这可能是导师是否成功的关键。我有一个新留校的博士马振颖，他硕士阶段时我承担了甘肃舟曲县金石叙录项目，因此我将其硕士论文选题就确定为这个，我们一起在舟曲县调研多次，最终完成了《舟曲金石叙录》，他这篇硕士论文答辩时专家认为从水平上看，直接作博士论文答辩都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促成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他在读期间完成2部专著和8篇CSSCI论文。导师主持基金项目是学术水平和学术视野的体现，也是学术的规划展示，不进入导师研究规划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有可能是优秀的，但只是偶然情况；导师没有科研项目能培养出优秀的博士论文，也是偶然情况。没有科研规划，摸着石头过河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博士生。
学科对博士培养实行集体统一管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一直在坚持对学生进行统一管理。虽然学生都分配在每个导师名下，每个导师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但是研究所对博士、硕士的培养环节、培养过程、答辩环节都紧盯不放松。因为人才培养是敦煌所发展的命脉，每个研究生的培养都关系研究所的未来，他们的声誉就是研究所的声誉，学术界对他们的评价就是对研究所的评价。目前敦煌研究所有15名导师，来自四个单位，涉及五六个研究领域。如果采取松散管理模式，必然会出现问题。最初博士学位论文由研究所送审，匿名送到相应专家手中，导师和博士生不得参与送审事宜，而且一票否决制，就是所送审五位专家中有一位不同意答辩，就推迟一年答辩。而且在重新送审时，必须送审到原来不同意的专家手中，看他对论文修改的认可度，他不同意是绝对不能进行答辩的。后来教育部平台送审之后，平台送审三篇，而研究所补送两篇，同样是一票否决制。这种作法保障了敦煌学研究所二十多年博士论文抽检中没有出现问题论文。目前大家对这种做法都理解，没有问题论文导师也能安心从事研究和人才培养，没有后顾之忧。我给学校曾有一个承诺，就是在主持敦煌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争取没有问题论文。研究所统一管理的益处还在于就是一旦出现师生矛盾，研究所能够第一时间出面解决，同时也避免导师之间因为学生产生矛盾和误解。二十多年中，敦煌学研究所导师没有因为学生培养或者研究生名额分配等而产生任何矛盾。
多年来研究所在这种“三位一体”模式下进行敦煌学人才培养，“三位”就是学术环境营造、好的生源、高水平研究能力和学术视野的导师团队，“一体”就是研究所统一对博士生坚持不间断的管理。实际上人才培养模式有多种多样，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培养一流研究人才。
作者简介：
郑炳林，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2年），全国百篇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
文:郑炳林 图:郑炳林 来源:研究生院、兰大新闻网